潘光旦：自由先于主义｜傅国涌

潘光旦（1899年8月13日—1967年6月10日），男，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今属上海市）。字仲昂，原名光亶（后以亶字笔画多，取其下半改为光旦），又名保同，笔名光旦（见1929《新月》），西名Quentin pan。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

1927年参与筹设新月书店。著作除有《优生学》、《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等外，另有译著《性心理学》等。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陈寅恪、梅贻琦。

十几年前，我曾在一家旧书店淘到１９４８年出版的“观察丛书”之一的《政学罪言》，这是潘光旦（1899——1967）的一本文章结集，纸张已经发黄，很脆，有时候甚至不忍心去翻，怕纸屑掉下，后来又陆续买了几种潘光旦文集、选集，现在他的全集也出版了。

1926年，潘光旦从美国学成归国后，长期在光华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执教，培养了几代学生。他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学家，著作等身，留下了《冯小青：一件影恋的研究》、《中国之家庭问题》、《优生概论》、《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等专著和大量有创见的文章，在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在专业之外，他更是一位有公共关怀意识的知识分子，一位有道义担当的士，他以大学教授的身份批评时政，在西南联大时期，关心、支持学生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嫉恨。他只有一条腿，拄着拐杖的坚毅形象曾在那个时代的青年学子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6年4月，潘光旦发表《政治必须主义吗？》一文，指出“主义而必须情绪的强烈拥护，那主义就成为教条的信仰，就成为宗教”，“政治不须主义，政治应该和主义分离。主义等于政治信仰，无论那一种的信仰，应该是个人之事，由个人自己抉择，由个人随时修正充实。”他的结论是“民主的政治与主义政治不但是截然两事，并且在精神上是根本冲突的。民主政治是人民为主，主义政治是以主义为主，无论主义的内容是甚么，根据上文一番心理的讨论，可知此种政治所耗费的力量，大部分是在主义的宣传拥护与不许人侵犯上，而不在主义的实行上，特别是如果同时还有别的主义存在而和他争衡。”他不仅认定“政治不须主义”，而且相信自由也无须主义，1948年3月，他在《观察》周刊发表《读“自由主义宣言”》一文，一年前，欧美许多国家的一批爱好自由的人士曾在牛津大学召开国际自由主义大会，发表自由主义者宣言，成立“自由国际”，《大公报》伦敦特派员旁听并报道了这次大会。但潘光旦对此不以为然，他感到与其说自由主义，不如说自由思想，“理由是主义二字教服膺的人易于趋于武断，至其内容易于成为教条。”“不用主义的字样，即所以避免所服膺的理论的偶像化，凡百事物之中，惟有偶像化的强制性最大与最牢不可破，而强制与自由是两个相反的东西；由强制的方法来反抗强制，其过程与结果依然是不自由、不民主、是以暴易暴而不知其非。”他明白地主张“自由不宜称为主义”，自由超越于主义之上。

在他看来，自由不过是禁忌的反面，争取自由等于排除禁忌，自由并不是没有边界的：

“其实所谓自由这个，自由那个的‘自由’并不是我们所了解而能接受的‘自由’：自由行动可以包括杀人放火，‘自由恋爱’意在废止婚姻制度，‘自由思想’志在排斥所有的宗教信仰，至少一部分自由思想者是如此，自由阅读或自由读书，准此，可能引起抢书、偷书，以至把公家书籍割裂涂毁等等的行为；那就成为自放、自肆了。自放自肆的人与完全不放不肆的人是同样的不自由的。”

为了追求自由的理想，在1949年之前的漫长时光里，他一直坚持“学人论政”，从来都不赞成把自己关在书斋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他说：“学术界人士应当于专门学术之外关切政治，理由自不止一个。积极的说，清明的政治应以学术为张本，学术家不问，试问谁更有资格来问，此其一。消极的说，政治败坏，迟早必波及以至于殃及学术家的园地，致使学术工作无法进行，此其二。这两个理由几乎是几何学上所称的自明的公理，无所用其证明的，要不是因为目前那种普遍的隐遁的状态，也是根本值不得一提的。不过次要的第三个理由，我不能不略说几句，就是，为了教育青年，学术界人士也大有关切政治的必要。学生在专门学术上需要领导，教师们承认这一番领导的权责，是不成问题的。不过学生的兴趣原不限于学术，他是国民，他也有一般的国民的兴趣，政治的兴趣，在动荡不定以至于风雨飘摇的当前局面之下，这兴趣自更见得浓厚而不可遏抑。” “学术与教育是民族生活的一个部门，一个方面；民族生活的总枢纽，就任何一个时代论，是在政治。学术和教育势不能和政治绝缘。政治清明，学术教育也清明，政治混乱，学术教育也混乱；政治而民主，学术也就客观，教育也就自由，政治而受一种或多种信仰与教条之支配，试问学术与教育能完全免于同样势力的支配么？不能。”他认定教学自由、学术自由不容外在力量的干涉，同时坚定地相信自由源于每个人内在的努力，源自每个人健全人格的养成。

在纪念清华大学三十六周年时，他写过一篇题为《省察第一》的文章，不无沉痛地说：“我们与其埋怨外铄的干涉与摧残，毋宁自己责备努力的有所未尽。宣传排挤了教育，总缘教育的力量不够，才受到排挤。公式袭取了思想，八股替代了言论，总缘思考的方法不健全，事实的依据不充分，才与公式及八股以可乘之机。各式新时代的命运主义，各种门户、壁垒、阵线，支配了我们的见识情操，以至于摆布了我们整个的生活态度，也总因为我们自己不够充实，不能独立，至于非有所依傍不可。我们名为选择了一种看法，可能是一种看法选择了我们。我们一面以能抗拒甲物自豪，一面可能成了乙物的奴隶。总之，就近年的趋势言之，我们和客观的精神与作风的距离，不是日以近，而是日以远；正唯其远，所以更不能洞察物理人理，善用物力人力，来裁成我们各自的人格，来增益我们自觉自知与自动自制的力量。”因为他知道，一个自由、法治的社会不是凭空建立起来的，只有人格健全的人才配享受那样的生活，他自己走过的路就可以看作这样一种示范。无论治学、从教还是论政，处处无不从提升人格、完善人格入手，他深知自我反省的重要性，深知人类的每一进步都来自于个体生命的创造，在苍茫宇宙之间，人必须找到自己准确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真正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不喜欢“主义”这个词。

学贯中西的潘光旦，他他所耿耿于怀的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同胞获得真正的自由。自由先于主义，这是他的深刻洞见。如今，他离世已四十几年， 我们不能忘记他口衔烟斗、单腿独行、目光坚毅的形象，还有他烟斗上的铭文：“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志于通。”

来源：网络（文章2011年首发于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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